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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研讨会召开

本土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研讨会召开


  2009年10月23日,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研讨会在重庆丰都县召开。研讨会由丰都县人民政府、红岩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丰都县委宣传部、丰都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丰都县文艺创作中心承办。
  研讨会上,丰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山河以《情真语直,便写性灵》为题,对本土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作了独到而精辟的书面发言;《红岩》文学杂志主编刘阳更为当地作家、影视工作者、文艺评论爱好者带来了最新的文学思路,开阔了大家的文艺视野,并鼓励与会者精益求精,树立文艺精品的意识;重庆作家欧阳玉澄从自己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当下本土电影剧本的创作作出了有见地的分析和梳理;《红岩》杂志副主编欧阳斌则从本土电影的文学性、本土电影理论体系的建设,以及融汇新的电影语言和市场号召力进入主旋律影片的创作等方面,为大家提供了别样的思路。
  研讨会上共收到书面论文12篇,是一次多视角和全景式的电影观后研讨会,为重庆本土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分析提供了丰富和可借鉴的参考。(文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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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真语直,便写性灵
——
观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后

周山河



  摘要: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在艺术创作上体现情真语直的特点,人物语言直爽大气、朴拙耿直、出神入化、幽默机趣。处理每一场戏,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镜头,都做到了情感真实,成功塑造了田坎书记邓平寿的性格、性灵、性情。
  关键词情真语直 性灵

  《我是花下肥泥巴》是以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一部电影,导演黄河、主演孙敏、编剧之一熊明国等艺术家向这部作品倾注了真情真意,使影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刚一上映,就受到影视界高度关注。观看这部影片,眼泪潸然不止,心潮起伏难平,滋味酸楚苦涩。因为,在艺术创作上情真语直,成功塑造了田坎书记邓平寿的性格、性灵、性情。
  明代中期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总结创作实践和吸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真语直”的文艺观,把“情真语直”作为衡量文艺的审美标准。他在《陶孝若枕中呓引》一文中说:
  余同门友陶孝若,工为诗,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郁,莫甚于病者。其忽而鸣,如瓶中之焦声,水与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转诘曲,如灌木之萦风,悲来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语直。
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者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者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
  袁宏道之所以称赞陶孝若之诗和劳人思妇之作,是因为其作品达到了”情真语直“。”情真“符合内容美的标准,”语直“符合艺术美的标准。
  《我是花下肥泥巴》,正是一部情真语直的好影片。邓平寿爱百姓、爱虎城之情展现得最为鲜明。“你是地上一支花,我是花下肥泥巴”,这句话本是四川的小伙向姑娘求爱时的一句情歌,也是虎城镇与邓平寿关系的鲜明写照,邓平寿一生就像“肥泥巴”,为花供应水份和肥份。在序幕中,邓平寿在嘈杂的蔬菜市场上,以一个操刀卖肉的乡巴佬身份登场,在他耐心给一个农村老太婆割肉,老太婆一番挑捡后,说“再要一两猪心”,邓平寿把一颗心给了老太婆,说,“心是不能分的。一两不行,一个,全部给你了。不要钱。”整个影片中,他真是把一颗心全部献给了虎城和百姓。当他看到小孩们每次得到考试成绩,就跑到山,攀上树顶给父母打电话,他就把自己家卖猪肉的钱为村上安装了一部电话,对村支书说,“不是给你安装的,是给那些小娃儿们安装的”。为了修通公路发动集资,杨家兄弟不愿交钱,说“要我交钱,除非给我下跪。”邓平寿毫不犹豫扑通一声当场下跪,立即说,“开票。”他天天背着几块砖头,遇人都向人推销,甚至打动了霍老板到虎城镇投资办厂。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挨了骂,“你这个猪脑壳,农民负担问题是个原则问题!“他当即回答说,”“我看不是农民问题,根本上是你的帽子问题。我听群众的。”当康书记找他谈话,调他进城,晋升为县级领导时,他说“不是虎城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虎城。”他常说,他所做的一切是被逼出来的,因为虎城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只要为他们做一丁点事,他们会一辈子记得你,所以他舍不得离开虎城。“你把百姓揣进心窝,百姓把你举过头顶。”在他的心里,什么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利益来得重要,什么都不及让虎城人民生活更加巴实。他说, “书记是什么?书记就是干事的,就是要为人民做事,虎城人民需要什么,你就做什么,最起码要对得起这份工资。”
  《我是花下肥泥巴》也在描绘亲情上是非常成功的,使得主人翁形象塑造得饱满、丰富、多元,呈现出有血有肉的多维度特征,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高大全式的扁平式英雄。他家属于“半边户”:守寡带大两个儿子的老母,傻乎乎的哥哥,一位贤慧的农民妻子,一个上学的女儿。唐贵香是邓平寿的妻子,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村妇女,片子没有刻意去刻画这个人物,而是尽量去还原这个人物的真实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邓平寿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对家里的照顾就比较少,但他本身又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家里照顾老人孩子等等的事情都落在了唐贵香身上,所以在片中看到唐贵香手里永远有活,永远停不下来。善良,直率,干活麻利,吃苦耐劳,总是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下,看到丈夫那么辛苦,她其实特别心疼。片子里表现他们夫妻情感的段落特别朴实,没有作过多的渲染,两个人话不多,但是感人至深,觉得舒服。
  他得了一场大病,切除了半个肺,他仍然打着吊针办公,还是搭档杨镇长请来老母亲,他才舍得放下工作回家休息休息。回家时,媳妇唐贵香正在煮猪食,对他生气,说“你把我当啥子人嘛,在医院肺割除一半,我都不晓得。”他回答,“我这不是好了嘛。”他赶忙到灶门前拿起吹火筒吹火,老婆说,“你是病人,快去睡起。”那种口气,是责备又是爱护,是生气又是教育,是斥喝又是溺爱。这些对话,在剧烈的情感冲突中显示出温馨的家庭气氛。周末,他与老婆一起做农活,给庄稼地浇水,如一幅充满田园诗意生活画面,其中浸润着浓浓的天伦之乐。在老婆面前,他是一个犹如灰太狼的好老公,他很少陪伴妻子,只是因为他心里装了太多虎城老百姓的大小事。在老母亲面前,他是一个孝顺儿子,他喜欢端一盆温水给母亲搓脚然后捂在自己的胸膛温热。对新来的大学生,善意栽培,充满护犊之情。杨镇长,无话不说,可以说是掏肝掏肺的知心朋友。最后,他的妻子把老母亲的双脚放在盆里,就像邓平寿做的一样,两个女人就那样地依偎在一起,用流不尽的泪水宣泄着心痛和不舍。

  由于情真,不事雕饰,所以“语直”。观片中我不难发现,所有邓平寿的对话,都是快人快语,不绕弯子,大声夸气,直抒胸臆。比如,在报告席上,扔掉市委的大笔杆帮他写的稿子,从心灵里冒出来的话是“在我们眼里是百分之一的事情,在老百姓那里是百分之百。”“没有刁官,哪来刁民?”对干部上班时间到群众渔塘钓鱼,他大发雷霆,“你们比土匪都不如。群众遭土匪抢了,还敢说。遇到你们,还要陪吃陪喝陪笑脸。”为应付柳记者采访的尴尬,就笑嘻嘻问路过的信用社干部:”你忙啥子,联合国请你去发放贷款吗?“,许多经典语言,都是脱口而出,语惊四座。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他《陶孝若枕中呓引》一文中阐释“劳人思妇”文藻之由:“劳人思妇,迫而呼者不择声。非不择也,郁与口相触,卒然有声,有加于择者也。”《我是花下肥泥巴》影片中邓平寿正是“迫而呼者不择声”,所以快人快语发出来,比有“择者”之语就更加感人。许多精彩语言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据说,在影片创作起始,事忠同志给影片的创作定了两个基调:一,高度纪实,讲求艺术性;二,以邓平寿对老百姓的“情”为主线。现在来看,编、导、演三者都很好地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处理每一场戏,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镜头,都做到了情感真实,艺术家还原了这种真实情感,所以语言直爽大气、朴拙耿直、出神入化、幽默机趣。语直,正是这部影片的独特魅力,正是语言蕴含了主人翁的人性光芒照射了观众的心灵,才使得影片受到喜爱。影片获得巨大成功,连续获得华表编剧导演主演提名奖、金鸡最佳主演提名奖、上海电影节传媒奖。其实,这些奖项,只不过是“地上一枝花”,编、导、演所具有的学术功力、、艺术造诣、才能性情,才是“花下肥泥巴”。没有花下的肥泥巴,不会有鲜艳夺目的地上花。缺少学问、才气、性情的演艺,是很难在观众那里立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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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我是花下肥泥巴》观后感

闫成全


  (作者简介:闫成全,河北邢台人,西南大学文学硕士,现就职于丰都电视台。)
  摘 要: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源泉和基础,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典型化、集中性的反映,优秀的艺术品都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在人物情感的表现、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等维度上都体现出了融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意图和努力,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关键词: 生活真实  艺术真实 情感 人物 情节

  生活真实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参照,而艺术真实是对真实生活的某些特质和规律的反映,是对真实生活更集中、更典型的呈现,也更具理想性,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渗透着作者的理解、思想和期待。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我是花下肥泥巴》便是这样的一部影片。
  《我是花下肥泥巴》讲述了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一心为民,默默奉献,扎根基层,带领虎城镇人民把穷困山村变成宜居、富裕的城镇后,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逝。这部影片忠实于邓平寿原型及其生活经历、环境基础上,对他的生活经历的碎片进行了艺术的选择和加工。因此,它既有纪实性成分,又是在此基础上的又一创作,使纪实性和艺术性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影片朴实、厚重,情感、人物、情节等方面的精心设计,使得影片在反映生活的现实性和内在语境逻辑上达到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高度统一。
  首先是情感的真实构成了《我是花下肥泥巴》艺术真实的内核。情感的真实是这部电影最为成功的地方,也是影片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融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我是花下肥泥巴》中主要有母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和干群情,这些情感在邓平寿身上交织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情感张力,这是一个人最普通的情感,却也最具有冲击力。
  细节展现人物情感是比较突出的地方,比如邓平寿卖猪肉时,把猪心送给老婆婆,来象征他毫无保留的奉献,又如他给母亲洗脚来表现孝道。影片结尾邓平寿妻子在她坟前所唱的斗花拳歌谣,对人们产生的内心的情感震撼是巨大的:“我是地上一朵花,我是花下肥泥巴。我是一个好吃婆,我身上的肉随你割。”这与其说是夫妻间的斗花拳,不如说是邓平寿对老百姓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那颗赤子之心。对老百姓奉献所有,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健康,默默奉献,虽然朴实却极其珍贵的情感。
  影片中,主人公有几处真情表白,在重庆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时,邓平寿撇开稿子,用自己的话讲:“我还是那句话,做事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你手中端起的国家给你的饭碗,农民的问题在地里头,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老百姓来找你,老百姓养活的是泥腿子干部,不是‘翘腿’老板。”又比如虎城镇开会讨论村村通公交车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样虽然搞得快了些,但虎城镇拿不到财政补贴,邓平寿讲:“啥子事情都等靠要,我们等得起,农民等不起”。如果换在平时,可能会给人灌输观念之嫌,但在这部影片中,你会觉得很自然。这样说话、这样做事符合邓平寿从小受乡亲帮助的经历,这也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体现。
  其次是影片塑造了邓平寿“这一个”人物形象。他身上既有模范公仆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独特个性,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民谋福利的行为,这在模范公仆这一类人身上都有,但编剧和导演在刻画和表现邓平寿“这一个”时,突出了他身上特有的那种“匪气”和“耍赖”:比如为了能让霍氏竹业落户虎城,跟竹山镇副镇长争吵;为了能让杨氏兄弟交上修路集资款,说下跪就下跪;在建休闲广场的事情上,明明是他阻挡,还把责任推到镇长杨子文身上等等。这样的人物形象是鲜活的、立体的,而非那种程式化、面具化的人物塑造,所以在人物性格丰满性的塑造上是非常成功的,这也给影片增加了一些幽默性的戏份。
  另外,影片还表现了邓平寿本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冲突,彷徨与苦闷,乃至孤独,呈现出了人物心灵的碰撞和情感波动。比如杨少波离开虎城前,两人的对话,邓平寿说:“你这一走,我这心里好孤独”。邓平寿身上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某些工作方式的不恰当、不考虑别人感受,就像杨子文对他说的:“要说虎城镇的干部不尊敬你,那是假的;要说虎城镇的干部都喜欢你,那也是假的。”
  这是一部别样的主旋律电影,影片没有刻意去拔高主人公,不同于以往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以平实、质朴的手法和视角来表现邓平寿默默奉献的一生。主人公的塑造是有血有肉、形象鲜明的。
  影片中的邓平寿让人感到就在我们身边,他身上有我们熟悉的一些人的影子,但这是一种典型化、集中化了的艺术形象,看完电影至少他会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观众的脑海。
  三是影片故事情节的日常化与典型化。电影一开始是邓平寿在闹市卖猪肉的镜头,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爬到树上打电话、邓平寿给老母亲洗脚以及他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场面,都是很常见的生活情景。影片中情节的设置并不是波澜壮阔、充满曲折、悬念,影片的制作者选择了一种平实、质朴的叙事节奏,这种内在的节奏比较符合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与影片所要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也非常切合。
  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同时,艺术真实也是对生活真实典型化和审美化的反映,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生活真实。影片选取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情节冲突:他和竹山镇副镇长的冲突、与县委书记拍桌子、与镇长叶水波的圆滑对比,从而在这种典型的情景冲突中展示主人公的性格。
  影片还试图努力营造一种真实的历史戏剧情境。影片选择了在梁平虎城等镇进行实地拍摄、选择当地人做群众演员、用重庆方言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来复现当时那种特定的时空,营造一种跟当年邓平寿生活其中的相似的真实情景和环境,这些增加了电影的真实质地,也让观众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加了影片的真实可信度。
  影片为邓平寿的离开选择了这样一个在绚丽的烟花中倒下,唯美中带有凄凉,欢笑中更闪动着泪水,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既符合邓平寿累到在工作岗位的事实,又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中,让观众感受到主人公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从而产生巨大的情感震撼和冲击,影片也寄托了创作者对我们社会能够涌现出更多“邓平寿”的守望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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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夹缝中的悲剧美

-----从社会角色理论分析邓平寿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吴文丰


  (作者简介:吴文丰,山东寿光人氏,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学历,现工作于中共丰都县委组织部。)
  摘要:本文运用社会学“角色矛盾”理论对《我是花下肥泥巴》主角邓平寿进行人物形象分析,阐述了合理表现人物内外在矛盾对于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关键字:角色矛盾 邓平寿 人物形象
  清代袁枚《李觉出身传评语》有言“文似看山不喜平”,此处的“文”即可是文章之解,又可是文艺之解,或文学,或音乐,或影视。引人入胜的作品往往是跌宕起伏、充满悬念而又饱含矛盾冲突的,矛盾是作品情节的核心,矛盾的产生、发展和高潮又要依靠主角人物的穿针引线,角色冲突的宣泄释放。
  《我是花下肥泥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风格可以说是现行“高大全”主旋律电影中“异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主角邓平寿形象的成功塑造源于遵守了“角色矛盾”理论,电影将邓平寿作为一个承载矛盾的真实个体来展现,而非被塑造被完美的“理想人物”。
  “角色”原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将它引入到社会学中,进而发展为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理论中有一个“角色矛盾”(或称“角色冲突”)的分支理论,是指在角色之间或内部发生矛盾、对立,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每一个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都是多个矛盾的集合体(或称矛盾集),而在艺术作品中,矛盾充当着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将“角色矛盾”理论引入到文艺创作中,人物会更加鲜活丰满、栩栩如生。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角色冲突有两类,一类是在不同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如夫妻冲突、婆媳冲突等,它常常是由于角色利益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偏离角色规范等原因引起的;一类是角色承担者自身内发生的冲突,当一个人所承担的多种社会角色同时对他提出要求,使他难以胜任并在时间与精力上出现紧张感,亦称“角色紧张”。正常的社会个体都存在这两种矛盾,存在的差异是矛盾的类型和数量不一而足。一部影片如果想得到观者的共鸣,尤其是记录写实片,想让人身临其境,充满真实感,就要让片中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息息相通,做到现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而其中关键是要将其人物身上的矛盾冲突体现出来,而不能刻意回避或遮羞作美。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我是花下肥泥巴》影片是如何再现邓平寿身上的“角色矛盾”,如何让一个平凡普通的乡镇书记演绎的令人感动落泪,让人肃然起敬,如何让邓平寿人物形象充满立体感、多维度性。
  第一种是不同承担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围绕邓平寿展开的与其发生社会关系的各类矛盾。这里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亲情矛盾,主要是与邓母和妻子唐贵香;第二类是工作矛盾,主要是与康书记、杨子文、叶永波、陆定远和虎城镇其他干部等人;第三类是事业矛盾,主要是与虎城镇老百姓。在亲情矛盾中,邓平寿因为生病和工作等问题与邓母和妻子闹过别扭。在工作矛盾中,邓平寿因为霍氏企业与叶永波发生过争执;因为修路与康书记敲过桌子;因为生病、建休闲广场和工作调动等问题与杨子文多次发生争执,甚至差点情谊两断;因为休假、工资等问题,与虎城的干部存在着隐性的矛盾。在事业矛盾中,因为肩负虎城的发展,给邓平寿增添了最大的矛盾对象--与虎城老百姓,肩负着老百姓不容辜负的嘱托和期望。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最后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乡镇书记的身影,一个有着个人情绪、有着“流氓”气,却对老百姓饱含深情、对虎城依依不舍、立志让虎城“日月换新天”的“真实”书记,这不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但却是一个真实、可爱的真人形象。
  第二种是在角色承担者自身内发生的冲突。邓平寿身兼数职,肩挑多担,综括而言有六大“角色”:对于康书记来说,邓平寿是“下属”和“猪脑壳”;对于虎城的老百姓来说,他是“好书记”、“致富带头人”;对于杨子文来说,他是“上司”、“兄弟”和“流氓”;对于妻子来说,他是“丈夫”和“冤家”;对于邓母来说,他是“儿子”和“骄傲”;对于陆定远来说,他是“领导”兼“严师”。每一个角色,邓平寿都是尽力去做、尽力去完美,但是有时力不从心,有时事与愿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邓平寿心酸的泪水、疲惫的身影和无助的眼神,这些都让让观者一起落泪,一起神伤。
  在第二种矛盾中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邓平寿的内心矛盾,这也是所有矛盾的根基,是影片背后深含的悲怆之声,犹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却直击人的内心、人的灵魂。被赋予“书记”标签的邓平寿,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坚强不屈的“铁汉”形象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形象,而是内心也有柔弱和无助的一面,甚至有“恶”的一面的普通人,只因为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才让人们得以感动、怀念和敬畏。
  这些“角色矛盾”淋漓尽致的展现着邓平寿的内心世界,展现着一个真实的基层党员干部的生活状态,也展现出我们农村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感动中体会到精神的力量,让我们静默中看到人性的真实。
  虽然影片最后用老百姓的欢歌笑语和烟花烂漫来底衬邓平寿的倒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股沉默中的凄凉和悲壮,这正是艺术中的“悲剧美”。可以说邓平寿是在“难以承受矛盾之重”之下而倒下,当我们回首邓平寿身上承载的种种矛盾时,我们更似乎看到一种力量从矛盾丛生的夹缝中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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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意识看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


周 军


  (作者简介:周军,四川人,西南大学电影学硕士,现就职于丰都电视台。)
  摘要:乡土意识是在作品里主要以桑梓地域的环境、背景、事件、角色、风俗及文本语言来叙事、抒情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潜显共融的意识。在《我是花下肥泥巴》,中就透着这样一股浓浓的乡土意识,一缕让人感动和回味的泥土气息。
  关键词:乡土意识 恋土情结 情系乡民 改善乡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既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地理空间,也是中国人寄托情思的精神文化空间。关于乡土意识作为文化层次的讨论,是源于上个世纪的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的讨论而兴盛的。虽然乡土意识没有定论,但是各方都趋同了对农业文明的价值和传统观念的肯定。就是在作品里主要以桑梓地域的环境、背景、事件、角色、风俗及文本语言来叙事、抒情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潜显共融的意识。
  而一部源自于重庆梁平的真人事迹的方言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就透着这样一股浓浓的乡土意识,一股让人感动和回味的泥土气息。该片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乡村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乡镇书记——邓平寿的光辉形象,他令人惋惜的一生跟乡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弥漫着浓厚的恋土情结

  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个人总有个出生地,总有自己的成长环境乡村小镇的亲缘关系紧密聚族而居,村民们的语言习惯心理等具有大致的范式乡村小镇作为故乡,给人的记忆深刻稳定明晰。由此,恋土情结便维系着一个人的心灵寄托和感情希望。
正如片尾歌曲唱到:我是地上一枝花,我是花下肥泥巴。这虽然是一首情歌,却是一首生长于泥巴里的原滋原味的情歌。以及当他病倒在床上时,响起的其母亲的唱词,这都反映了邓平寿的情感根基——对虎城镇的依附关系。也许影片那句“生是虎城人,死是虎城鬼”道破了邓平寿的心思,也浓缩了邓平寿的一生。出生在虎城,长大后依然扎根于家乡,对那里的一山一水都了然于胸,田间地头叠印着他无数奔波的脚印。他钟情于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对这片热土他充满着激情和斗志,在这里打造着希望的田野。他劳累病重而死后,也被葬在了家乡的山岗上,将长眠于这片他生时难舍的乡土里。他的魂从此安息在了故土。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邓平寿对故土的热爱和执着是从一而终的。他放弃了多次升迁的机会。他深知自己是长着一双“泥脚”。 适合吃这里的饭,没法离开。这个从容而淡定的理由朴实而简单。邓平寿的反躬自省意识如此强烈,正是基于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他浑身都留着乡土的血,散发着乡土的气息,虎城镇才是他植根和熟悉的地方,才是他没有“乡愁”的地方。也许用固执和保守不能简单地形容他的行为和决定。他的想法看似单纯,却缠绕着对乡土的不离不弃的传统价值观念。他无力改写自己的生命意识,更难以颠覆对这片土地的恋情。他把自己融入到这片土地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发挥他的价值。
  如果把大地比喻为母亲,虎城就是邓平寿的母亲。虎城的山水造就了邓平寿,邓平寿也改变了虎城的山水。他用勤恳务实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回报了家乡大地的厚爱,用早逝的生命完成了他对乡土家园眷念的诠释。

二、情系乡民

  邓平寿小时很穷,对那时,他记忆犹新,是乡亲拼凑零散的钱接济了他。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乡亲是友善和淳朴的观念,伴随着他成长,给了他精神力量。当他卖猪肉的时候,对乡亲不计成本。“老子就是农民”,这是邓平寿以愤然的口气回敬杨镇长的呵斥。诚然,邓平寿是一个农民出生的干部。作为镇党委书记,他也没有忘本,没有忘记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乡土和乡亲。他没有因为挂着干部的官位就改写自己的身份。他依旧把自己认同为农民,和农民称兄道弟,平等交往,时时报以笑脸,处处谦逊以待。连办公室里都充溢着牲畜气味时,正是对他的这种身份的肯定和赞许。这种毫不讳言的身份皈依意识,源于他的内心深处的乡土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对同根同脉的农民自然地采取平视心态和融合关系。
  因为他心系于民,为了筹措修路款,他能够“下贱”地向两个蛮不讲理的乡民当众下跪。而当“村村通”修路工程被人告刁状被迫中止时,他竟在县委康书记的办公室嚎啕大哭。他对乡亲的关心如此性情化和“顽固”,正是他骨子里埋藏的亲民意识在推动。他把自己的命运栓在民众身上,同甘共苦。“在我们眼里百分之一的事情,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百分之百” ,在虎城,哪里的群众有困难,邓平寿就向哪里伸出援助之手。他口里说不出一套套的思想理论,却始终贯彻着党的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怀着深厚的感情,时时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紧贴群众的心,办好群众的每一件事,做好每一项工作。
爱民就是爱家乡,就是对乡土意识的再现和证明。
  乡土意识里,对乡亲的认同感很强烈,那么对家的回归观念自然天成。家是乡土社会中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单元,是“乡土想象”的首选的具体对象。由家而延伸出家乡,为此,对家的依恋,就是一种乡土意识的流露。作为书记,却是“半边户”,休假时,他还要帮妻子种地,为母亲洗脚。为了家,他放弃了远飞。当他累了和受伤时,家是他的心灵栖息地。

三、改善乡土才是爱

  为官一方,造福一方。邓平寿为乡亲谋福利,正是乡土意识暗潮涌动的表现。
  他全心全意地为着虎城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争夺一家屁大的“霍氏竹业”,他竟毫无风度地与竹山镇副镇长大闹。他抗拒着上面的压力,坚持修路。他敢骂不好好种桑树、玩忽职守的村官。他反对修休闲广场,敢和相交多年的张镇长翻脸。为了群众利益,他可以固执、抠门、不会“做官”、关键时刻还要“耍横”。虎城镇在几年内甩掉了几顶穷帽子,邓平寿被评为了典型。而杨镇长要调走前的一番离别畅叙,和邓平寿对新到的叶镇长的一席“欢迎辞”,都间接反映了邓平寿在为民谋利上不含糊的作风。
  乡土意识不是固步自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农业文明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不是颠覆性的和否定性的,中国农村迈向城镇化这个过程当中有冲突与协调。与重在两者文明冲突的影片不同,在此影片中,强调了协调。邓平寿虽然一心固守家园,却没有抱残守缺,并不满足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发展,他积极跟上时代的脚步,引进“霍氏竹业”,发展加工产业,支持砖厂发展,支持修路致富,帮乡亲发展种桑养蚕和种植果树,支持年轻人承包荒山发展农副产业,从反对修建休闲广场到同意,开办烟花厂等,把家乡建设美丽和富饶了,人们才更加喜爱和留恋家乡,更好地增进乡土意识,这是对乡土意识的现代演绎。

  《我是花下肥泥巴》作为一部反映农村干部呕心沥血建设家乡的片子,饱含着浓郁的乡土意识 。这种乡土意识,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是农村题材片,环境是农村,主角儿是乡镇干部,剧中人物满嘴的重庆方言,更在于主人公邓平寿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交织着官民一体的乡土情感意识,充分体现了官民如鱼水情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凝聚了对传统的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扬弃和改善。这些都是对乡土意识的新阐释。而不是像有学者认为的“人对土地的痴恋与依赖是村社自然经济的精神标记,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与土地间依存关系的淡化与疏离。处在这样的文明蜕变进程中,困守土地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喜剧。”所以关注乡土意识,就是关注我们的文化寻根,因为我们广阔的农村天地和悠久的农业文明依旧散发着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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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是花下肥泥巴》中的忠孝意识

姚 毅


  (作者简介:姚 毅,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硕士,现就职于丰都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摘要:《我是花下肥泥巴》是根据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这部影片平视了邓平寿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刻画了一个敢做敢干的农民书记形象,他将传统道德中的“忠”和“孝”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关键词: 忠 孝
  《我是花下肥泥巴》是根据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事迹改编的电影。这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和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影片通过平视农民书记邓平寿的生活与工作,非常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感人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主人翁是继焦裕禄、孔繁森之后又一颗为农民办实事、谋福利、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流星,他完美地演绎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与孝,在他的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在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本性,有人性本善的观点,以儒家孟子为代表,也有人性本恶论的观点,以儒家荀子为代表。但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则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在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中具体表现为邓平寿的忠与孝。
一、把忠于虎城镇的百姓作为自己的执政之基
  南宋大儒朱熹对“忠”的解释是“尽己之心”。他说:“尽己之心谓忠”。“为人谋时,竭尽自己之心,这个便是忠。”
  可见,“忠”强调的是不存私心,尽心尽力,当“我”为“他人”做事时,要把他人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来做。邓平寿就是将这种“忠”的思想融于自己的工作之中,一心忠于党的事业和带领虎城脱贫致富的宏愿。
  邓平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书记,他从小就生活在虎城,是乡亲们一角一分凑钱让他读了书、识了字,长大后他也没有离开过虎城,在他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情怀,只要有机会就想着报答乡亲们的恩情。
(一)忠于自己的职业,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
  虎城镇,这个梁平最偏远的一个镇,聚集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交通极不发达,种植的水果销路又不好,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唯一的支柱产业就是栽桑养蚕,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家乡的大多是老人和“无父母”的孩子。这种局面困扰着我们的书记邓平寿,这与他要报答乡亲、改善落后面貌的初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影片通过他在虎城这片天地里,用自己卖猪肉的钱给孩子们安装电话、带动村民集资修路、发动群众广植桑苗等一系列镜头,反映了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办事风格。他体恤民生疾苦,常说:“在我们眼里百分之一的事情,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百分之百”,他骂那些假下村、真钓鱼的乡镇干部:“硬是不像话,你们几个都是官老爷啊?!地里去不得啊?!……格老子,你们太不象话!简直土匪都不如。土匪抢了还背一个名,你们吃了老百姓的,老百姓还得陪着笑。”为了引进霍氏企业、增加农民收入,他可以大闹邻镇镇长叶水波的办公室;为了集资修路,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给不懂礼的“刁民”下跪;为了做好工作,他不顾刚刚做完手术直奔办公室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为了修通公路,不愿退集资款而与县委康书记蹬鼻子上脸。他的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搭把手”帮助农民兄弟,赢得了乡民们的支持,与农民群众建立起了深深的鱼水情。
(二)淡泊名利,工作不徇私枉法

  除了他行走于田间地头为民办事以外,邓平寿的“忠”还体现在他的淡泊名利和不徇私枉法上面。他深深地知道虎城的农民就像干帕子那样再也拧不出水来了,所以对农民办事绝不马虎,也绝不追求个人利益。他以巧妙的方式拒绝了包工头的行贿,更以“代为保存”的方式拒绝了牛儿的送礼。当虎城镇的建设小有成就时,镇长杨子龙提议修建一个休闲广场,邓书记立即大骂杨是为个人脸上贴金,是做面子工程,为此闹翻了脸。当可以升迁时,他却不愿离去,面对其他人的质问“离开你虎城会跨天”时,他也只是说:“不是虎城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虎城啊”!“听老百姓的”、“你就是关心你的乌纱帽”、“我们等得起,村民们等得起吗?”这些话语充分地体现了邓平寿一心为民、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也充分说明邓平寿是一个遵纪守法、不图私利的党的好干部。
(三)忠于党的事业,积极培养后备人才
  虎城镇来了一位西农的高材生陆正远,这人比较傲气,做事也不懂得方式方法,邓平寿就把他交给了自己的老领导,他相信这个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大主任也一定会好好地栽培这个刚出道的娃娃,这点从石主任对陆正远说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我是个不留情面的人,这就是你被安排到人大来的原因。你到虎城来,他兴奋地跑来找我说:‘老领导,这棵苗苗就拜托给您了,我邓平寿是你们带出来的,我相信你们,这个娃儿,有点傲,有点散漫,需要打磨,对他要严厉,也许他现在不理解,将来他会理解的’”。当陆正远写的稿子被人大石主任批了之后,邓平寿就跟自己的老领导交代:“以后当着大家的面,你还是要为他撑腰噻,就像你当年为我撑腰一样。”在工作中,他教导陆正远“要多与农民沟通接触,没事可以聊聊天、搭把手,只有融洽了干群关系,工作才能如鱼得水。”此外,他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从行动上影响了这个高材生,这也就是这部电影以高材生作为叙述视角的原因。
二、成功地传达了邓平寿对母亲的孝心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先进人物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曾在一段时期,银幕上的英雄人物高、大、全,很少涉及他们的私情,或只表现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却淡化了他们对亲人的真挚情意,因此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的塑造,造成了观众与先进人物之间的情感疏离,但是《我是花下肥泥巴》却成功地传达了伟大人物的“私情”,为这部影片赢得了赞誉,也赢得了观众。

  邓平寿的父亲是个棉花性子、走得早,留下他们孤儿寡母三人,平寿兄弟俩是母亲一手一脚带大的,所以他对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家时,总要陪老人家摆摆龙门阵。每次他回家后都亲自给老母亲洗脚,洗完后将母亲的双脚放入自己胸前的毛衣之中暖着,这个场面在整个影片中出现了两次。通过这个细小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他将对母亲的孝化为了一个个具体而细小的事情,创造了温馨的家庭氛围,这正是影片最感动人心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家也成了他精神的港湾和驿站,而老母亲就成了他永远的摇篮,工作中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就回家跟老母亲喝喝酒、聊聊天,在亲情的抚慰下释放压力、放松心情。

  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前有孔繁森、焦裕禄,今有邓平寿,他们“做人像人,做官不像官”,一心为民,将党的宗旨和自己的信念化为实际行动,亡命工作,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忠、诠释着孝、诠释着如何做官。

  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自始自终散发出浓浓的泥土气息,情节设置不回避现实,不回避矛盾,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之中生动地表现了一名乡镇党员干部的酸甜苦辣。在这酸甜苦辣中,展现了邓平寿的忠与孝,他这个人物形象也就由此高大起来了。他就像电影结尾的唱词“你是地上一朵花,我是花下肥泥巴;你是一个好吃婆,我身上的肉随你割”那样甘做花下的肥泥巴,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虎城镇这朵鲜花,使得虎城镇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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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体同山阿,真“情”动人心
——《我是花下肥泥巴》观后

孟高飞


  (作者简介:孟高飞,河南杞县人,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现工作于重庆市丰都县文广新局。)
  摘要:《我是花下肥泥巴》讲述了重庆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一生廉洁为官的故事。这部电影总体风格朴实,在塑造感情上却很具匠心。影片从多方面、立体化刻画感情,于细微处感动观众。
关键词: 邓平寿 真情 感情对照 悲剧色彩
  这部影片没有大牌明星和大投资,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和异常华美秀丽的风景,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但是,它的每一个场景和细节就像滴滴细雨一样沁润着我的心灵,牵引着我静静看完荧幕上的最后一个字,带着未尽的余哀陷入沉思。2009年,上海电影节举行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电影展映,该电影几乎让所有观众泪洒现场,也足见这部作品在感情描绘上的成功。能起到如此感人的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品运用立体化、多方面的感情刻画手段,抓住观众心理,以真情动人。
  这部电影看重邓平寿、工作、家人、同事四者之间的感情梳理。以邓平寿为核心,以情为主线,将四者之间的感情相互联系对照,塑“情”动人。
  对待工作,邓平寿就像花下的肥泥巴一般,埋头做事,默默奉献,哪怕搭上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为了集资修路,他甘愿放下身份,给村民当面下跪;为了阻止县里停止修路,居然和县委书记公然叫板,甚至委屈得落泪等等。他对自己严厉,对下属“不近人情”,唯独对老百姓鞠躬尽瘁。他对工作的热情让人敬佩不已。对待家人,在邓平寿和家人的感情刻画上,影片也运用了很多其乐融融的细节场面:和老婆一起种地;给老母亲洗脚、捂脚;失意的时候,在母亲的歌谣声中安然入睡等等。邓平寿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很有限的,虽然他想在民“情”和亲情两方面他尽心,结果会让他经常顾此失彼,引发矛盾。影片对亲情和工作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给予了刻画。影片也展示了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感情体现在对他玩命工作的不满。比如肺部肿瘤手术刚刚做完不久,居然就到办公室边打点滴,边工作。邓平寿这样的工作方法,惹怒了不少关爱他的人。对于他这样地折腾,老婆是心疼他,又想责骂他。可对于老婆的一贯责怪,邓平寿并没有据理相告,多是笑脸相迎,尊重老婆的想法。以致后面就有记者问起这些情况,邓平寿仍坦然回答是:“耙耳朵,不存在”。对待同事,严厉但又充满爱心,当他有病的时候,还继续坚持,同事杨镇长为此大发脾气,指责 “只有你邓平寿牵挂虎城镇的工作”。随后把邓平寿老娘请来,这才将之撵回家。杨镇长在临别之际对忠言相劝,指出了邓的某些不足。这都体现俩人感情的真切。
  电影通过这些细节场面把各种感情立体地结合起来,并将工作的辛苦和亲情的温暖统一起来,使得观众能够体味到一个不仅在单位工作积极,和同事有矛盾,在家里也认真负责的主人公形象,避免了过分拔高,高大全的老套。

  “你是地上一支花,我是花下肥泥巴”,这些朴实的情话不仅是邓平寿说给妻子的,也是他为虎城镇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而虎镇的百姓同样是对邓书记饱含深情。当百姓得知他要被调往县人大,很多人跑到办公室挽留。邓平寿也说:“不是虎镇离不开我邓平寿,是我邓平寿离不开虎城。”鱼水情深的描写,写出了邓平寿与虎城镇之间的深情厚谊。
  影片就是通过对这几个方面感情线索的对照刻画,使得邓平寿重情的形象真实丰满,避免了很多主旋律电影过分拔高人物形象,过分颂扬的缺点。
  对邓平寿离开人世的场景刻画和去世之后的感情刻画,把握得当,很能引起观众共鸣。
  运用对比手段。和家人在一起的场景,电影用很多悠扬的音乐,表达温情,可是最后一次和妻子、老母告别的时候,电影却用悲凉的音乐和一系列的细节动作的场景反复渲染,暗示邓平寿的一去不回。邓平寿悄无声息地倒在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一片绚丽焰火照亮的夜空之下。他给这个城镇带来了无数的笑脸和欢腾的海洋,自己却走地这样安静。镜头接着就出现了婆媳俩抱头痛哭的场景。这种对比衬托,把邓平寿一生的伟大以及亲人对他的怀念以及观众的惋惜联系了起来。
  用悲剧色彩感动观众。作为一个社会角色,邓平寿是一个镇党委书记,在这个家庭有着多重身份,他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弟弟。虎城镇因为有了这位书记才变得生机勃勃,这个完整的家庭原本有那么多的温情和幸福。而邓平寿这样的离去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爱他的人平添了数不清的悲凉。尤其是对这个家庭来说,邓平寿的去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幼年丧亲。我们中国人所认同的三种典型悲痛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对这些不幸,很多中国观众都是感同深受,也是他们唏嘘流涕的一个原因。
  结尾的感情渲染颇具匠心。按说邓平寿去世之后,电影就算结束了,但是在电影已经出现字幕的情况下,添加了几个镜头特写来渲染感情:老母亲念叨着那古老的歌谣凝望远方空寂的小路,一个声音沉静的空际飘荡着:“娘,我回来了!”;老婆对着孤冢回味着以往的情歌,落寞地把酒言心;傻哥哥在他坟前虔诚地种下许愿小树……那颗小树有长大的一天,但是邓平寿却再也不盼不回来了。看罢这一幕幕场景,让人不觉潸然神伤。和电影《焦裕禄》相比,这部作品结尾并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哭喊和人数众多的葬礼表达人们对他的思念之情,只是用了几个很安静的镜头阐释着家人对他的怀念,体现邓平寿去世后家庭的凄然。这种大悲无声的痛同样能够切实侵染观众,做到无声胜有声。
  电影依据事实,脱离了大团圆的结尾模式。观众对主人公的遭际总会有一丝难言的感伤和悲怆。以后的日子每每念及这个感人而又苍凉的故事,想必我们的思绪仍然会伴着伤感蔓延,我们的心也为这个远去的身影久久发怔。英雄远去的背影并不高大,但是却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是一个不迷信的人,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也愿世界的另一个尽头有一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希望这样的好书记能够在遥远的天国了却自己更多的心愿。
  哀悼逝者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更需要真心地拥有现在,正如电影旁白所言:“生活在继续,我们所有活着的人还得往前走。”
  青山有幸葬忠骨,邓平寿的诙谐直爽的气质与青山同在,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也永远和虎城镇的青山一样长青不老。明月下的墓冢,伴着如水的清风遥望着那条留下了他草鞋足迹的小路,小路上布满了泥巴,但是四周却飘荡着怡人的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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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是花下肥泥巴》的情节结构简析

傅 前 景


(作者简介:傅前景,江西信丰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美学硕士,现就职于重庆丰都文广新局。)


  摘要:恰当的情节安排是好电影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之一。《我是花下肥泥巴》这部电影没有波澜曲折的冲突,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影片风格整体上平实内敛。虽是如此,这部影片却并不乏可被称道的情节安排。
  关键词:情节 亲民 情真 民本
  电影需要故事或者情节是一个无需多加讨论的问题。希区柯克说得明白:拍一部电影,首先意味着讲一个故事。法国研究影像构成的电影理论家麦茨指出:“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电影。要么就只有纪录片、报告片。”然而,有了情节并不等于就可以是部好电影,恰当的情节安排才是好电影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之一。《我是花下肥泥巴》这部电影没有波澜曲折的冲突,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影片风格整体上平实内敛。虽是如此,这部影片却并不乏可被称道的情节安排。本文试就情节结构角度从影片中撷取二三例来作一番分析。
一、市场卖肉——身份反差,展现亲民形象
  影片开始,缓慢下移的镜头将我们带到一座人声喧闹的菜市场,一个中年人背对着观众在案板前剁切猪肉,一位背着背篓的乡下婆婆来到案板前要买猪肉。
  影片此时并没有给我们交待此人是谁,是有意在此制造一个小小的悬念,虽然结果很快便被一个电话所揭晓。
  “邓平寿,你这个猪脑壳,你晓不晓得,你就要当书记了?!”
  电话里县委康书记的一番话告诉了我们,这个卖猪肉的人正是影片的主人公,也是即将上任镇党委书记一职的虎城镇镇长——邓平寿。疑惑虽然得以解开,但我们一时却很难将“镇长”、“书记”与“操刀卖肉的”这两种不同的身份系以一人。不过,正由于角色身份存在的巨大反差,他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干部很不一般。因此说,影片以这样的场景开头,让邓平寿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情节设置上极好地展现了邓平寿“泥腿书记”的亲民形象。
二、回家休养——小小争吵,益见夫妻情真
  邓平寿因肺部肿瘤做了切除手术后仍坚持办公,惹来了老搭档、虎城镇镇长杨子文的强烈批评。后杨镇长请来年寿已高的邓母,方才将他劝回了家里。回到家里休养的邓平寿与妻子唐贵香有一场感情戏,掀起了影片冲突的一个高潮,其场面令人为之动容。
  邓平寿被劝回家后见妻子对他实行冷处理,欲言又止,只好一脸憨笑地走到灶门前填柴放火。此时,自他归来便一直冷脸对待的妻子不满之情霎时间爆发出来。她将搅拌猪食的棒杵一扔,眼泪夺眶而出,满腹的抱怨向着邓平寿发泄:“你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连我这个做老婆的都不晓得!你要做啥子嘛你?”面对妻子哭诉,邓的第一反应是将厨房门关上后,似做错事的孩子般期期艾艾地解释:“我不是好了么,你看!”而妻子却不愿再听他的解释,也不要他再帮忙,只是边哭边央求邓去躺起休息。邓趁妻子不注意,“哎哟”一声假装手术后的伤口复发。妻子唐贵香听到后忙转过来探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然在邓一脸坏笑里,妻子方才知道自己被丈夫“骗”了,忍不住轻捶起自己的丈夫来。此时,夫妻俩朴质无华的恩爱情分在这场戏中已了然于观众面前。这场情节的设置,将邓平寿的家庭生活与夫妻感情充分展现在观众面前,小小争吵,益见这对夫妻之间的真情。这场戏中演员的表演对邓平寿夫妻的濡沫相知之情的把握和演绎,恰如其分,毫不做作,为影片内涵的传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当然离不开演员对实际生活的深入体察和对邓平寿人生轨迹的真切体验。
  如果说,上述所及的影片场景让我们看到了邓平寿书记作为丈夫的温情一面,那么,影片的另一场景则使邓书记不畏权、不唯上、一心为民的铮铮硬骨跃然于银幕之上。
三、顶撞上级——犟劲十足,凸显为民本色
  为了修建水泥硬化路,以方便村民及货物进出,邓平寿及其他干部积极动员村民集资,甚至不惜向村民“杨老大”兄弟下跪。然而集资修路被人以增加农民负担为由向上级进行了举报。邓平寿在县委康书记的办公室里,与康书记该不该停止修路进行了火药味十足的争辩。
  让我们来再现一下两人间在此情节中的几段精彩对话。
  对话1:
  邓平寿:“康书记,你听我说嘛。”
  康书记:“听你的还是听我?”
  邓平寿:“听老百姓的!”
  对话2:
  康书记:“可农民负担问题,那是个原则问题!”
  邓平寿:“晓得了,你关心的是农民负担问题影响到你的问题!”
  康书记:“你这是屁话!我康某人十八代都是农民的儿子!”
  对话3:
  邓平寿:“只要我邓平寿在虎城,这条路我修定了!”
  康书记(狠拍下桌子):“中央的政策你敢违反?”
  邓平寿(也狠拍下桌子,并站起大声道):“中央的政策不也是为了老百姓?”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再现这几段场景对话,只是想更直接真切地展现邓平寿的“犟劲”和“柔情”。面对县委书记的怒斥,邓平寿想到的只是如何保护好虎城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他宁愿与县委书记扯脖子上脸,相互拍桌子,也不愿曲随上意,以保住自己的官位。不畏权,不唯上,其“犟劲”一览无遗,这种“犟劲”也被人称为“猪脑壳”。然他对百姓的“柔情”在此同样一览无遗。正因为有着如此的犟劲与柔情同在,邓平寿先后放弃了几次进县城的机会,一心扑就在引导家乡人民脱贫致富的事业上。
  基于此,不管是为了“一个屁大的企业来虎城落户”而与竹山镇副镇长叶水波闹得不可开交,还是因集资修路向村民“杨老大”兄弟下跪,抑或为了是否建休闲广场而与自己多年的搭档杨镇长“闹翻”,我们就并不难理解他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便是“我的眼里只有你(父老乡亲)”。
  “冲突是悄悄地深藏不露地进行(萨赫诺夫斯基语),影片《我是花下肥泥巴》的结构,并没有对对主人公邓平寿生活中的矛盾戏剧性地集中强化,也把所有的人物围绕在一个中心事件的周围总是着眼于细节刻划,以平稳均衡的画面,从从容容地去展示散点的日常生活事件不局限于一个主要的抵触,主要的冲突而是把同等重要意义的许多现实与问题综合成一个总体去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戏剧性不是浓缩在一起,而是被引入河道,分散成许多小溪和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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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的彰显

——评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

张科扬


  (作者简介;张科扬,河南开封人,西南大学文学硕士,现工作于重庆丰都电视台。)
  摘要:《我是花下肥泥巴》把邓平寿真实还原为一个普通人,用镜头语言描摹了一个乡镇干部平凡而真实的形象。影片在主题上突显出邓平寿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的责任感,在艺术处理上注重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它没有刻意的歌颂,一改以往很多主旋律影片“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方法,在普通平凡中刻画人物,彰显出当代基层干部以民为本的思想,可谓是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又一艺术精品。
关键词:邓平寿 责任 真情
  影片《我是花下肥泥巴》借助农大毕业生陆正远的回忆,以一种亲切、平实、内敛、舒缓的方式讲述了“泥脚书记”邓平寿在梁平县虎城镇担任书记期间如何将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乡镇建设成为新城镇鞠躬尽瘁的一生。影片没有把邓平寿塑造成一个伟人,而是真实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一个通过努力和坚持做到了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普通人,在普通平凡中刻画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无论是主题表达还是艺术处理都可谓是新时代唱响主旋律的又一艺术精品。
  影片中一次又一次的再现出邓平寿为百姓办实事的感人场景。在邓平寿心里,什么都比不上百姓的利益来得重要。为让虎城百姓摆脱贫困的帽子,带有“匪气”的他去争夺一家屁大的“霍氏竹业”,竟毫无风度地大闹竹山镇副镇长的办公室;他饭桌上带着砖头,为的是让外地老板用他们当地的砖他;他可以为虎城的发展同上级领导拍桌子叫板;他可以为公路款的筹集毫不犹豫的向村民下跪、向县委书记抹眼泪;他把虎城当成自己的家,以虎城的发展为己任,几十年如一日,从未休过假;当可以升迁却不愿离去,面对其他人的质问:“离开你虎城会跨天”时,他也只是说:“不是虎城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虎城啊!”……
  公仆是平凡而伟大的,邓平寿做到了这种平凡中的伟大。他是官员,更是公仆。“老百姓百分之一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就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一切,都以小见大,从细微处见他对百姓的责任心。在工作中,邓平寿时刻牢记“民生”二字,为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他亲自走遍了虎城镇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这种责任感正是几千年来的当政者对其官员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对为官者的基本期望。民者,国之本。邓平寿对治国为官的大道理当然知之甚少,但却知道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得他全身心的为百姓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八个字,在邓平寿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时代随岁月的流逝而改变,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基本信条却依然发挥着她的光芒。邓平寿严谨务实、平易近人、廉洁自律、心系群众、脚踏实地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从未忘却劳动人民的本色,在他本人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在客观上却反映出几千年来为官者“天下为公”的优良品格。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郑培民到邓平寿,他们先后成为中国银幕上的光辉形象,组成了中国电影独有的共产党员干部的人物系列,构成了一道独具光彩的银幕景观。这些影片一次又一次塑造出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和优秀品德。这其中不仅倾注了中国电影人讴歌英模,呼唤正义的社会责任感,也传达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崇敬和信任。邓平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亲民爱民的高尚情怀,谱写了一曲新时期党的优秀干部的颂歌。
  《我是花下肥泥巴》没有刻意的歌颂,更没有刻意的拔高,一改以往很多主旋律影片“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方法,把主人公还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影片中的邓平寿,就像花下的肥泥巴一样,默默无闻,埋头做事,哪怕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也在所不惜。电影用镜头语言勾勒出一个真实而平凡的乡镇干部形象,突显出当代基层干部以民为本的思想,与微言大义的片名《我是花下肥泥巴》一样,在平淡中流露出真实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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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中的音乐意蕴


王元兵


  (作者简介:王元兵,四川仪陇人,西南大学文艺美学硕士,现就职于丰都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摘要: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容易在人的内心形成震撼,起到一种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效果。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通过音乐语言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来塑造“泥腿子”书记真实的形象。本文主要从音乐彰显民生和塑造立体化的人物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音乐 交响乐 邓平寿 情感
  音乐元素是一部电影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一部成功的电影也少不了适当的电影音乐的配合。音乐让人们在看电影的同时享受到视觉冲击与听觉冲击的交相辉映,当音乐进入电影艺术而成为影片听觉符号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它的审美特性和审美功能就有别于纯音乐。这种新的特性主要体现在音乐与画面、听觉与视觉的相互作用的规律之中,因而音乐在影片中承担着传情达意的任务。
  由黄河导演执导的《我是花下肥泥巴》 获得了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提名影片讲述的是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原党委书记邓平寿将一个落后乡镇,建设成新农村的奇迹,为了让虎城老百姓过上巴巴实实的日子,操劳一生,积劳成疾,最后倒在工作第一线的故事。这部没有大牌明星,没有大投资的影片能够征服所有的观众,主要是因为它以深厚真挚的情感,朴素动人的手法,真实地还原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除了纯朴自然的画面,真挚动人的故事情节外,然而感人至深的背景音乐也是该片成功的主要原因。整部电影出现音乐的场景共有16处,深化了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也从心理上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一.音乐彰显情系民生
  电影让你身临其境,亲身感受,进入到你的想像中,或是未曾想到的世界中去体验,使你将你的全部情感投入到电影的情节和音乐中。恰当的音乐将你的思想感情随着影片中的主人翁的举止表情而游动,随着电影音乐的节拍而起伏。《我是花下肥泥巴》导演巧妙地通过音乐的节奏把这位“泥腿子”书记情系民生的情节演绎得更加鲜明,尤其是以下三段情节。
第一段情景出现在邓平寿刚刚任虎城镇党委书记不久,来到虎城最高最偏远的行政村杨柳坪的八林村,把自家卖猪肉的钱交给村长按装电话。当他在远处望见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去给外在打工的父母报成绩时,低沉的交响乐伴随而起,这位“泥腿子”书记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透过这淡淡的旋律让我们感到他对这群渴望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父母的关心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同时,舒缓的节奏也展现出孩子们考试后的欢快。
  第二段情景是邓平寿来到八林村解决养殖专业户牛儿与村民租用山地合同的问题。当村民看见牛儿夫妇承包山地致富后,想提高其承租费用,牛儿夫妇被逼在上山生活,当村长去叫他们的时候与村长一声长叹的音乐为下面做了铺垫。吃饭期间邓平寿与牛儿夫妇的谈话解答了第一段场景他表情,而此时眉头紧锁,表情更加复杂。导演采用了基调沉重的背景音乐,时隐时现的扬琴的合奏把他情系民生的那股张力彰显出来。
  第三段情景还是杨柳坪的八林村。当虎城完成了最后一所村小学的改建,农户的改水改厕提前完工,虎城的农村建设走到了全市的前列。这时邓平寿理应歇歇脚,然而他确打算出钱去改建邻县的一所村小学。当县委康书记与他在山上谈起这事的时候,导演选用了第一段场景的音乐,而此时给人的不是一种压抑的情感,而是暗含了一种角色的转换。
二.音乐塑造立体化人物
  电影通常用音乐来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思想和心理活动等,从而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立体化,更加鲜明动人。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就采用了叙事与音乐相结合来来塑造主人公邓平寿立体化的形象。
  邓平寿认为“村村通”修路工程是件“没有犯规,没有违法”的好事,但被人以增加农民负担上告并要求停止。如果说在县委康书记办公室,邓平寿为了完成公路的硬化与康书记据理力争,塑造了邓平寿维护农民的利益不谓“权势”的形象,那么伴随着那句“康书记,我跟虎城的老百姓我交不了差……”的交响乐,则使邓平寿这个人物更加形象更加真实。这段以弦乐器演奏为主的交响乐时长4分钟,则把邓平寿内心的那种无助通过音乐充分地显露出来。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时,节奏舒缓的钢琴声,有种给观众减压和场景转换的作用。他与年迈的母亲高兴地端起酒碗时的音乐,把一位儿子在母亲面前那种忘掉烦恼享受家庭的温暖的情感充分展现给观众。这长达4分钟的交响乐也将电影情绪推向高潮,令观众受到震撼。
  当他看见“一个个失望无奈的村民”退回集资的修路款时,这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影片并没有通过画面和语言来展示给观众,而是通过深沉的交响乐营造出了一种凝重的气氛,让观众自身去感受。他与既是恩师又是老领导的老书记的谈话时,主要通过音乐与画面在情绪、节奏上的统一,来达到画面和音乐的互相解释,互相加强,共同阐释邓平寿那种“无助”的情感以及老书记对他的关怀。
  正当虎城镇迅速发展的时候,他的好搭档好兄弟杨镇长被调往七星镇任职。离开前两人在虎城的后山上推心置腹地交流,在这个情节里有长达7分钟的背景音乐,加强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一句“我给你说,我肯定不得给你开欢送会”展开了离别的话题。如果没有恰当的背景音乐,其话语的内涵则大相径庭。在以弦乐为主的交响乐下则把兄弟的不舍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杨镇长述说着邓平寿对虎城干部和老百姓厚薄不匀,对下属“不近人情”,对老百姓鞠躬尽瘁,很多干部私下都有怨言,此时邓平寿只默默地听着。我们听到的只有交响乐中钢琴声的回应,正是这琴声传达了他的内心世界复杂的情感,对虎城的干部有愧,而“虎城的发展只能靠苦干”。从艺术表现形式看,导演正是用交响乐丰富的音响与强大的抒情性带给听众强烈的感受,刻画出人物细腻的心理世界,达到深化电影的主题。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容易在人的内心形成震撼,起到一种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效果,为沟通影片与观众感情的媒介,使影片的主题和内涵更加深入人心,更易触及到观众的心灵深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并没有像音乐剧那样直接作为叙事元素参与情节发展,而是间接地对故事进行引导。通过音乐语言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来树立这位“泥腿子”书记的形象,对他进行评价,从而与现实中的“泥腿子”书记相关联,发挥其“解说”的功能,感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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