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思想解放”问题(我的发言）
小引
22日，在重庆市委底楼会议室，举行了《红岩》复刊30周年暨《重庆评论》创刊恳谈会，我应邀参加。到会文朋诗友发言踊跃，纷纷忆往事，想未来，献计献策。我本来准备了关于《重庆评论》办刊意见，但是话筒到手边了，发言却被王继抢先一步。王继以后，李元胜又近水楼台，占了先机。元胜谈的是“思想解放”问题，意谓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汪洋一去，就大谈思想解放，以此观之，重庆就更该进一步思想解放了。此言甚善！我便按捺不住，接过这一话题，继续发挥，谈了下面的意见。觉得还有点意思，现在把大意梳理出来。
我认为思想解放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作家自己思想解放不解放。你对生活是怎么感受的，理解的，你就怎么写，忠于自己的良知、良心就行了。不要顾虑编辑发不发，发了“遭”不“遭” 。没有哪个妨碍你，没有哪个阻挡你。那些无形的清规戒律靠你自己去打破。就是发表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下笔之前就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这样的创作心态只能意味着失败，干脆不写得了！
如果作家没有什么顾虑，作品写出来了，思想解放不解放，就看编辑、主编了。你以思想的、文学的标准去衡量，觉得作品好，该发就发；不够条件，该退就推。不要去考虑发了会出什么问题，主管部门会不会怪罪，甚至不要考虑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当然你那个标准首先要破除迷信，解除桎梏，否则就可能扼杀真正优秀的作品，或者把它推到别人的园地去而后悔不迭！
最后要轮到主管部门宣传部了。对于刊物发表的作品希望宽容些，对于作家要爱护。只有不是违法违宪，什么问题就都要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去解决,可以让大家来讨论嘛。宣传部过去就是存在思想不解放的问题。例如《红岩》的前任主编谢宜春因为发表了一部什么作品而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还有，前几天我参加周晓风《重庆20世纪文学史》研讨会，谈到该书鲜明地提出“陪都文学”概念，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而我们过去却曾经不准提“陪都” ！这就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历史事实，为什么不准提！？
还有一个问题，是后来才想起来的，也不妨补充如下：有这么少数人，总爱站在已经过时的那种极左的立场，动不动给作品戴大帽子，上纲上线，告刁状，搞折腾，无事生非，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我们要坚持思想解放，不受形形色色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 、“二为”方针，才能使文学创作真正走上繁荣的道路。
